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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诗经》的名篇《黍离》,余冠英先生对它的解释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诗歌描述了一个流浪汉来到首都洛邑,但是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区的田野里。他一直想谋个好生计,但是,从“苗”到“穗”到“实”,一直没有得着好机会,心中的理想因为屡屡遭受挫折而几近破灭。其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所以他只好问老天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北京的交通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不是车太多,也不是路太少,正如《南方周末》的那篇评论的标题所暗示的:趴在宽阔马路上的北京。除了户籍,最核心的就是“生存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所言,“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的城市。”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他认为,“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第二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外省市非城镇户籍的从业人员,与属于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并具有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或者为单位需要的其他专门技术人员等,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也可以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有着2200年的悠久历史的杭州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杭州有多项旅游景点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纪录,是中国最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表达了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这座美丽城市的由衷赞美。元朝时曾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同样,广州打工者的住房境遇也十分堪忧,北京有唐家岭蚁族,广州也有石碑村职场新鲜人。这些在深广的打工者就像美国新闻人李普曼曾描述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工业世界中的移民,没有什么权威可以依赖。我们是背井离乡之人,刚刚到此不久,就成了暴发户。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身上带着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征,精神上支离破碎。现代人在他的世界中立足未稳。这个世界很大……我们像风中的垃圾一般随风飘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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